短短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功勋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闪烁。他们扎根田野，栉风沐雨，用一把小小的手铲，从一方方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宝，逐步揭开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百年来，随着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史轴线随之不断被拉长。
2021年10月，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华诞。
1921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也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的远古文化。
此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科学、规范的阶段。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广汉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师二里头、赤峰红山、巩义双槐树……百年来，随着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史轴线随之不断被拉长，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
短短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功勋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闪烁。开辟了中国人自己进行科学考古发掘道路的李济，中国第一位受过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并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的梁思永，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文明观的苏秉琦，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扎根田野，栉风沐雨，聆听泥土下传出的絮语。他们用一把小小的手铲，从一方方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宝，逐步揭开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
从仰韶开始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仰首即可看见巍峨苍茫的韶山，所以得名“仰韶”。这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圣地”。
从1918年起，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助手数次来到这个小村庄，采集到大量石器、陶片，并敏锐地作出判断：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21年10月，安特生带领袁复礼等中国学者到仰韶村，正式开始发掘。历时36天，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并命名。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国人为此欣喜、振奋。
然而，安特生1923年在其著作《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却提出，“然以河南与（中亚）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后来，又在甘肃、青海地区发现了大量精美彩陶，由于当时华北地区没有发现比新石器晚期时代更早的遗址，而在此之前，欧洲、中亚均有彩陶出现，安特生进一步推断，中华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进而提出了“中华文化西来说”——中华文化是西方“新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融合的产物。
可想而知，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安特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既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兴学科的探索热情，又唤起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的隐隐阵痛。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曾言：“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
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很快就行动起来。1926年初，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梁启超曾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断，他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
西阴村的发掘，再次扩大了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范围，也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李济在掌握西阴村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坚定了对“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谨慎怀疑：“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
